“限塑令”的監管鏈條應該更長一些，限用隻是一方面，更要限產，從源頭上查處不合格塑料袋的生產，兩方面同時發力才能使“限塑令”落到實處
文 《法人》記者 肖嶽
至2017年6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並於2008年6月1日開始實施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以下簡稱“限塑令”)整整施行九年。
但從目前市場情況來看，盡管初期“限塑令”還是取得瞭一定成果，比如，超市不再為顧客提供免費的塑料購物袋，一些大型商超也在結賬櫃臺處掛有可供消費者購買的佈制購物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限塑令”的效果逐漸被弱化，蔬菜水果批發市場的商戶在面對為顧客提供高成本的環保購物袋和普通塑料袋的抉擇時，往往選擇瞭後者。
而消費者在購物時也往往將環保拋之腦後，另外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外賣市懲快遞市場開始火爆，龐大訂單的背後是不容忽視的包裝問題所帶來的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
對此，多位受訪專傢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指出，“限塑令”最終的落實還需相關監管部門對塑料袋的生產、消費、售賣等各個環節做好嚴格管控，同時更應加強引導，提高公民自律，使“限塑令”循序漸進地落入實處。
效果與隱憂並存
“限塑令”中最關鍵的兩點要求是：“從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於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和“自2008年6月1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嘗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
九年間，伴隨著“限塑令”的施行，種種爭議也不斷出現。目前市面上無論是大超市還是菜市場，各種尺碼的塑料袋仍大量存在，甚至在部分市場中不符合“限塑令”厚度標準的超薄塑料袋仍大行其道，這也是人們質疑“限塑令”效力的原因。
筆觸媒環境科學工作室研究策劃總監姚佳在接受《法人》采訪時評價道，“限塑令”在超市和大商場中執行效果較好，所提供的塑料袋基本都是收費並達標的。相較而言，集貿市懲個體小攤檔執行的則較差，仍存在使用不達標超薄塑料袋現象。
“就北京而言，大的集貿市場落實很好，主要是由於這些集貿市場的經營者會要求商戶使用達標的塑料袋，但同樣是北京，郊區市場中達標塑料袋使用程度就略差。”姚佳說。
眾所周知，以塑料袋為代表的白色污染對於生態環境和景觀造成的破壞是巨大的，而之所以塑料袋仍能得到消費者的青睞，原因之一便是能為消費者帶來方便。
中古設備收購 鄭州環境維護協會負責人楊曉靜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塑料袋的使用，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生活中很難做到完全杜絕塑料袋，而使用的泛濫，使得監管更加捉襟見肘。
對不達標塑料袋根治難的原因，楊曉靜向《法人》記者舉例道，有些市場中商戶使用不合格的超薄塑料袋，勢必不會像正規塑料袋一樣，按照“限塑令”要求在袋上印出生產廠傢、地址等一系列必備的標識，這也給執法人員或志願者深入挖掘不合格塑料袋的生產源頭，並向有關部門舉報帶來瞭難度。
另外在使用層面，消費者的依賴心理、商傢的有利可圖、監管不夠有力等，都給不合格塑料袋留下瞭生存空間。
台中中古餐飲設備 “監管是失靈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劉浚教授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如是評價。他指出，“限塑令”從2008年推出，這九年時間政策既沒有執行的期中評估，也沒有後期評估。
難以一蹴而就
2016年2月中旬，有媒體從國傢發改委環境司處獲悉，自2008年6月1日“限塑令”正式實施，超市、商場的塑料購物袋使用量普遍減少瞭三分之二以上，累計減少塑料購物袋140萬噸左右。
從數據中可以看到，“限塑令”確實起到瞭一定作用，取得的成績與監管部門和執法者是分不開的，而在落實過程中，執法者也面臨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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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執行過程中，監管部門也會遇到難點，各地的監管部門也都在努力。”姚佳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像鄭州、廣州等地也都在這幾年間發佈過一些配合“限塑令”執行的內容，但較容易反復。還有吉林作為“禁塑時，從2015年1月1日起開始禁止生產、銷售、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購物袋、塑料餐具。
但在此前一些報道中，部分地區的商戶在工商檢查時拿出達標的可降解塑料袋，工商執法部門走後繼續使用不達標的塑料袋等現象也存在，確實為執法部門和監管部門的工作帶來很大難度。
談及“限塑令”近些年的落實和普及程度，姚佳指出，“限塑令”剛出來時，一些市場中仍存在違規現象，當時外界想找相關的部門舉報，連舉報電話都很難查到，現在情況則好瞭很多。另外，一些大型的集貿市場也在固定位置展示舉報電話，當消費者發現集貿市場中商戶出售或使用不合格的塑料袋時可以直接與市場管理者取得聯系。
“最終還是希望能夠‘禁塑’。”姚佳說道，但她也坦言，因可降解塑料袋造價較貴等因素影響，一步到位地“禁塑”太難。她認為，至少應該先讓所有市場中使用的塑料袋能夠達到“限塑令”的標準，使市場中不達標超薄的塑料袋不復存在。因為不達標的塑料袋不僅造成白色污染，這些超薄的塑料袋往往還會添加增塑劑等有害物質，消費者的肢體和購買的食品往往會與其接觸，對人身體健康也構成潛在危害。
楊曉靜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限塑令”的監管鏈條應該更長一些，限用隻是一方面，更要限產，從源頭上查處不合格塑料袋的生產，兩方面同時發力才能使“限塑令”落到實處。
“調整產業政策、加大執法力度，為生產可降解塑料袋的企業提供更高額度的貸款，結合企業稅收優惠，等等。”劉俊海向《法人》記者指出，“限塑令”落到實地，與這些配套政策的完善是分不開的。
落實需要多元化舉措
無論是“限塑”還是“禁塑”，目的都是通過使一次性塑料制品逐漸退出市場的形式促進環境保護。但與不可降解塑料袋相比，可降解塑料袋往往價格上沒有優勢，因此在可降解塑料制品與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價格上的差距縮小之前，消費者仍會不自覺地選擇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袋。
劉浚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應該反思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國傢首先應修改和完善“限塑令”的產業政策，通過調整財政、稅收、貨幣、信貸等手段使限塑受益。其次，提供多元化的環保型購物袋，如佈袋、紙袋等。再次，將“限塑令”與新農村建設相互結合也是將來可供探討的方向，比如，把山區人們編織的竹袋子等制品引入城市中，達到多贏，從而打造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開創更多的可供選擇的替代商品，解決目前沒有可供選擇的替代產品的窘境。
此外，還要加大對生產違規塑料袋企業的查處力度，凡是違規生產塑料袋的企業，從源頭上搗毀，沒有生產經營許可擅自生產的，責令關閉，吊銷營業執照，進行處罰，等等。
從集貿市場來看，似乎商販更願意為消費者提供不合格的塑料袋，無論是出於降低成本還是為方便攬客等因素，但姚佳在之前的調研中發現，並非如此。
“在使用達標塑料袋的市場中，商販其實也很支持推廣使用可降解塑料袋收費的方式。”姚佳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部分調研中被問到的商販覺得，隻要整個市場裡其他的攤位統一使用正規塑料袋並且都實行收費，是可以接受使用可降解塑料袋的。
此外，姚佳還指出，也可以試著去推廣自動的塑料袋售賣機，購物者可通過刷卡或投幣等方式通過售賣機獲取達標的購物袋。這樣既能保證塑料袋是合格達標的，又可以避免商販遇到消費者向其索要免費塑料袋的尷尬。
“其實推進‘限塑令’落實的方式和方法很多，所以‘限塑令’的推進和落實還應更接地氣一些。”楊曉靜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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